我的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。当父母给订下“媳妇”王氏时，我才5岁，除了好奇别无反应。王氏是亲姨的女儿，清秀、质朴、能干。我16岁师从家兄学木匠，膂力尚不足以使刨具，但自己很知足，王氏全家也很支持。又4年后，王氏因见我读书出头无望而希望另谋他嫁。同宗本姓“修家谱”时，我悄悄从初稿中划去了王氏，后又被家长补上了。与王氏第一次说话是在我读完本科第一个学期后，谈的则是如何赔偿“青春损失费”。
父亲是性格很硬的人，“文革”无端的皮肉和精神之苦都没使他屈服过，但在自己儿子面前曾两次流泪。当我没有信心时，父亲曾说：“只要你愿意读书，我们全家人去讨饭也要供养你。”泪水与鼓励是同时溢出的。正是父亲这句话支撑我度过非常困难的时期并走进大学。
现在想起来，当时下山是非常困苦的，既苦心智，也苦筋骨。然而，在房屋前后左右都是山且周围都一样时，也就意识不到“不苦”是什么样，对苦的反应是迟钝的。
刚下山时，整个村子罕有几个高中生（我还是原生产队第一个高中生）。几年之后再下山时，我已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、第一个到北京的大学生、第一个留在北京“当官”的。当时村里很多人认为，只要是考到北京的，都是去当官的，而且是当大官。
正是第一个大学生，我在村里开了很多先例。第一个在深山的溪水边主动洗衣服的男人；第一个把非常漂亮的女朋友从城里带到山里的小伙子；第一个公开把女朋友带到露天场地看电影的人；第一个不花钱娶媳妇的人。
也正是有这么多的第一，村里也就有了很多的第二：队上有了第二个高中生，还有了第三个高中生；村里有了第二个本科大学生，第二个全国重点大学生；第三个大学生……最为重要的是，通过我或我们，村里开始真正意识到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，乡亲们也非常愿意在供养孩子读书上花血本，因为我就是他们成功的榜样。
陈铁源，原名袁铁成，1966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，1988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，成为村里第一个本科大学生。1992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第二学士学位。
12岁那年，父亲不幸去世，我就知道我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了。父亲惟一的“遗嘱”就是让我继续上学。
很可惜我只考上了高中，尽管是村里寥寥无几的上榜者之一，但是上3年高中要花很多钱，与母亲和小哥供我上学考个师范的初衷并不相合，所以母亲打算让我退学。当了我三年班主任的大哥建议我复读一年再考个师范，只有小哥在我保证能考上大学的情况下支持我上高中。
我想我坚持要上高中，是因为我坚信我一定能考出去。但我大部分时间却是心虚的，学校的长期高考升学是零，这个纪录我是不是真能打破，不仅自己不能确保，连老师也没有信心。
然而偏偏在高三最紧张最重要的时期，小哥为了生计带着未过门的嫂子到外地打工，家里只留下60多岁的母亲和我。除了一大片菜地外，我和母亲还要耕种近5亩地的水稻。学校离家有十来里路，我就凭着双腿奔波于其间。别的同学夏日还在午休时，我正冒着酷暑高温耘禾于地，之后还要喷农药、挖沟。为了上课不至于迟到，我想骑车去学校。那时家里还有一辆破自行车，我利用一次机会看会了别人怎么修车，回家之后我再自己琢磨，没想到我竟然也学会了修车。生活有时就是这样，无可奈何中不经意地你就会学会很多东西。不为别的，只为了自己的梦想。
利用高考前的几天休整期，我把家里的柴米油盐准备妥当，因为考试还要到60里外的市里去。临去学校集合的那一天，家里也没有什么菜，母亲就在蒸饭的时候给我蒸了几只辣椒吃，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进入考场的。
考完之后感觉很好，但我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要上大学了，这在十里八乡可是没有的事。在1994年8月21日一个下雨的日子里，班主任给我送来了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我的激动再也抑制不住了，我分明感到一根跳动的神经在狂欢，同时我也深深地领悟到，命运不是挂在嘴边，而是把握在自己的汗水中。
游桂红，女，生于江西临川腾桥镇朝门里村，1994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，现在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河飞机公司工作。
我算不上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，在我之前有一位。但正因为有了他，才有我的奋发。我想，我也可以算做“第一代”吧。
1963年，我出生在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的一个小山村。玉米面、白薯面摊成的大煎饼是当时的主要口粮，生活很清苦。
1978年，我初中毕业考上了重点中学，我盼望着能成为一名大学生。由于家境贫寒，父亲强令我转读一所技工学校。原因很简单：读技校只需3年，毕业后可以工作挣钱，而且上学期间学校除了包吃住外，每月还有几元钱的津贴。在父亲“要读高中，我就上吊”的胁迫下，我含泪走进了技校的大门。
在技校的日子里，我坚持自学普通高中的课程。为了购买一套完整的自学指导丛书，3年里我没有回过家，只为省下车费。
技校毕业后，我的工作单位与地区第一中学仅一墙之隔。每日校园朗朗的读书声总是敲打着我的心扉。我按捺不住，悄悄报名参加了为高考落榜生和社会青年开办的夜间补习班。
不知怎么我的事被单位知道了，车间主任立即召开了一次车间会议，在会上点名批评我不踏实，异想天开。单位不同意我参加高考，我辗转几层关系，好不容易搞到一张介绍信，但是因为基础太差，我以二十几分之差落榜了。真是祸不单行，就在我落榜后的一个星期，单位领导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：鉴于小余同志不安心本职工作，欺骗组织，未经领导批准，擅自参加高考，追求资产阶级名利思想，现予以除名。会后，一张大布告贴在了宣传栏上。
我离开单位那一天，正下着倾盆大雨，我在雨中狂奔，任凭冰冷的雨水打在我的身上。两个月后，我以一个高考落榜生的身份正大光明地坐在补习班课堂里。
一年后，我如愿以偿考取了山东大学。父亲捧着录取通知书老泪纵横，哽咽着说出一句话：“儿啊，是爸爸把你拖累了，把你耽误了。”
1995年我赴美留学，如今四年已经过去了，目前我在攻读博士学位。由于我学的专业很热门，不少人都劝我赶紧办绿卡，找好单位。每当我想到“绿卡”这两个字时，我的耳边就有一个声音在呼唤：回来吧，孩子！不为别的，只因为我是沂蒙山的后代。
余一彤是徐田冰与妻子童峥合用的笔名。徐田冰生于山东沂蒙山区，山东大学毕业，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攻读博士学位。
正当我踌躇满志，准备升入高一级中学学习的时候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学校解散，老师、学生被连打带揪的，统统赶出了校门。我带着破损的书本，回到了村里。知道我酷爱读书，父亲赶忙安慰我：“学校不能读书了，你就在家里读书吧。”
从此，我在农村开始了小偷式的学习。
那时候，谈书色变。白天是劳动的代名词，书是不能看的，也是不敢看的。即便是在晚上，也有人登门查这问那。为了不露出马脚，每当我要学习的时候，父亲就在屋门口给我站岗放哨。如遇有不三不四的人来，父亲就提前给我打个哑语，我立即吹灭油灯，藏好书本，假装躺在床上睡觉休息。待来客一走，立即恢复原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哑语也要三天两头的更换一次，否则难免引起嫌疑。
1970年12月，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。父亲希望我出去经风雨、见世面。经过体检和政审，我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。出发那天，我已经走了很远，父亲突然在后面老远追着叫我的名字。等父亲来到跟前，他递给我一包东西说，你带上吧，到了部队还用得上。我打开一看，原来是我在家里偷偷学习的那些书本。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刷刷地流下来。
1977年3月，我服役期满回到家乡务农。同年7月底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我再也坐不住了，毅然参加了12月份的考试。不久，我便收到了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，成了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。
今天，我已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十七八个年头。实践使我明白，振兴需要文化，文化离不开教育。读书之心不可泯灭，小到个人，大到一个国家。
周协东，生于湖南省浚县大坪乡三湖村，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现在湖南澧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。
大学入学通知书是1978年春节前夕寄达我的家乡——小兴安岭南麓松花江北岸一个小山村的。作为生产队分管运输的副队长，我正带领社员们在小兴安岭深山里采石放炮，然后偷运到城里，卖给建筑部门。因为在那“以粮为纲”的年代里，搞副业属于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我们对外只能说为“普及大寨县”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。村长特地派人上山捎来口信，说我家收到了一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我昼夜兼程赶到村里，家中的土炕上早已挤满了前来祝贺的父老乡亲，大家又是喝酒，又是划拳，着实高兴得一塌糊涂，因为我毕竟是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啊！
夜已经很深了，前来祝福的人们渐渐散去。这时，我才发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搞清楚：南开大学在哪里？我的高考志愿没填（最高填了个地区师院），信封上也没有。最后，总算借助煤油灯在录取通知书背面末尾一行小字上找到了答案：“报到地点，天津市南开区八里台南开大学，天津站下车。”
到那么远的天津去上学，也不知路费是多少。当时生产队经济上几乎陷于绝境，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值折合人民币还不足一毛钱。好在录取通知书上又写着这样一句救命的话：贫困地区的考生，如入学路费有困难，可向当地招生部门申请补助。于是我揣上录取通知书，背起兑换全国粮票用的米袋子，赶了几十里山路，来到县城招生办，递上一份困难补助申请书。我拿着补助的20元钱，直奔火车站，凭录取通知书又享受了半价优惠，仅花了10．9元，就买到了一张直达天津的火车票。
从故乡北大荒到天津，路程有3000多里，当时的火车整整跑了一天两夜。到达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时，正值凌晨两点左右。二月初的天津，春寒料峭，夜里很冷。我抱起行囊，直奔候车室。由于火车拥挤，中途上车又无座，下车时早已两腿发软，疲惫不堪。于是赶紧找来几张破纸盒，铺在地上，倒头便睡，朦胧中，身子被踢了一下，赶紧坐起，揉揉眼睛才发现前面站着几个铁路警察，声称春节期间全市正在清理盲流，收容闲散人员，问我是“干嘛的”。我说我来天津上学，下车太早，只好等到天亮去学校。他们让我拿出证明，我随手掏出那半张车票。其中一个警察说，“这能证明你嘛呢，只能证明你从哪来，可不能证明你是好人坏人。”我哭笑不得，只好又打开行李，在棉被缝里掏出那张惟恐丢失的录取通知书。结果，虽免进收容所，但还是被赶出候车室，在站前海河广场的瑟瑟寒风中，迎来到达天津后的第一个黎明。
20年岁月匆匆，我偶尔还拿出那半张火车票来端详一番。其实奋斗的路很长很长，苦难的经历未尝不是一笔财富。
徐达，男42岁。生于小兴安岭白云深处，长于松花江畔农舍世家。1977年高考后，成为黑龙江省汤原县正阳乡南向阳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。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后调天津市委、共青团中央工作。1997年参加北京市委公开招考副局级干部，被录为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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